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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家风家训和家教

发表时间: 2017-12-28 16:59:49    来源:     作者:     阅读: 0

曾纪泽幼时一拿起毛笔就写个没完,大人骂他也没用

人们经常批评有些家长把自己做不到的事强加到孩子身上,让下一代去完成自己无法完成的人生梦想。

曾国藩恰恰是这样做的。

咸丰八年,曾国藩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他一生有三个遗憾,希望他的儿子能弥补。一个是不懂天文学和数学,二是做事缺乏恒心,三是书法上没能自成一家。

这对他的两个儿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长子曾纪泽身上体现得更为显著。曾纪泽后来成为一名书法家,“真草篆隶无一不工”。他做事极富恒心,在三十多岁记忆力已经衰退的情况下,自学外语,并且学有所成,这一点令我这个多次发誓打通外语关口却止步于英语四级的人钦佩不已。另一个儿子曾纪鸿则长年致力于“算学”,成为晚清重要的数学家。可以说,这两个孩子都成了曾国藩所希望的“克家之子”。

曾纪泽并不是曾国藩的第一个儿子,他上面有过一个叫曾桢第的哥哥,可惜这个孩子出生不久就夭折了。欧阳夫人非常难过,天天以泪洗面。好在几个月后,欧阳夫人就发现自己再次怀孕了。道光十九年(1839年)十一月初二日,第二个儿子曾纪泽在湖南湘乡出生。

对这个“失而复得”的儿子,曾氏一家更加钟爱。每一代人都是下一代人的阶梯。曾国藩出身于穷乡僻壤的普通农家。他在科举路上的成功,使他的儿子一出生就成了“官宦子弟”,获得了远远优于曾国藩的成长条件。

曾国藩小时候,家中没有几本藏书。而纪泽小时候,家中图书丛插满架。公务之余,曾国藩经常教小纪泽背诵百家姓和唐诗宋词,因此才三四岁,纪泽就已经识了几百字。曾国藩开蒙的时候,塾师是一个乡下老秀才。而曾纪泽的塾师,则是品学兼优的举人、曾国藩的好友冯树堂。曾国藩小时候,每天最快乐的事不过是和村里的小伙伴一起上山下河,捉鱼虾,玩泥巴。而纪泽小时候最爱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居然是写大字。

曾国藩翰林时期,几乎每日都要练习小楷。纪泽在襁褓中最常看到的,是父亲在书桌前专注练习书法的背影,因此他从小就对捉笔写画一事大感兴趣。

曾国藩在家书中汇报,开蒙之后,纪泽对写字非常着迷:从早到晚闹着要写字,一拿起毛笔就写个没完,到睡觉时间还不放笔,大人骂他也没用,还要求母亲把他的“书法作品”订成本子,郑重保留起来。

无论如何,亲近笔墨是值得高兴的事。曾国藩特意将儿子涂鸦的“禀安帖”寄回家乡,为的是“博堂上大人一欢笑”。

曾纪泽后来能成为一个书法家,显然得益于儿童时期奠定的基础。而他后来成为一个博雅多闻的学者,更离不开“往来无白丁”的翰林家庭氛围的熏陶。

对塾师的要求与众不同,要儿子听懂后再进行背诵

传统时代的教育方式和今天大不相同。我们不妨以曾纪泽为例,具体了解一下过去儿童都读什么书以及怎么读。

和自己当年一样,不到五周岁,曾国藩就请塾师给纪泽开了蒙。开蒙读物和当时的所有孩子一样,是《三字经》。从曾国藩家书看,曾纪泽用了两个多月,就读完了《三字经》。接下来读的是《尔雅》。曾纪泽用了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读完了《尔雅》。

接下来,刚刚七虚岁的纪泽就开始正式攻读四书五经。一开始是读《诗经》,花了一年多读完《诗经》后,道光二十七年起,也就是九虚岁起,曾纪泽又开始读《论语》《孟子》。

十虚岁起,曾纪泽又开始读《尚书》。韩愈所谓“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连大人都感觉“佶屈聱牙”的东西,一个孩子读来肯定更是如同天书。然而不论如何,下一年纪泽已经读毕《尚书》,开始正式攻读史书了,每天“加讲通鉴一页”。这个学习进度,对今天的儿童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不过相比当时大部分学童,曾纪泽的学习还算是比较轻松的。曾国藩在家书中说纪泽“每日读书,颇能领会”。从曾国藩的这句“颇能领会”,我们可以知道,纪泽读书并非单纯的死记硬背,老师会为他讲解课文的意思。

这在今天听起来是非常平常的事,但是在当时并不常见。当时私塾教授学生,专以背诵为主,一般都先要求儿童把课文背熟,并不要求理解。所以很多老师的教法是头几年专门背诵,过几年才进行讲解。

而曾国藩对塾师的要求却与众不同。他要老师每一篇都先给纪泽详细讲解一遍,要纪泽听懂,然后再进行背诵。

曾国藩在那个时代算是非常开明的家长,他发现纪泽“悟性较佳,记性平常”。就是领悟理解能力强,但是死记硬背并不是长项。所以他对塾师说,不要给孩子太大压力,“若令其句句读熟,或责其不可再生,则愈读愈蠢”。

在自己的两个儿子当中,曾国藩显然更喜欢纪泽。从很小开始,纪泽就表现出突出的读书天赋。

今天的小学生,三年级起才开始练习作文,而且一开始写的都是非常简单的题材,比如“今天你做了什么事”之类。而曾纪泽从九虚岁起,就已经开始做议论文了,而且还是“史论”。

今天看起来这有点“丧心病狂”,其实在当时只是正常进度。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初十,曾国藩在家书中汇报了一件让他感到非常惊喜的事情。这一年纪泽才虚岁十一岁,没有任何人要求,他突然写了一首四言诗。

四言诗是上古诗体,诗的内容又是歌颂大舜征讨有苗这段古老的历史,难度颇高,他居然写得不错,通顺可读。曾国藩看了之后,无论如何不信是纪泽的手笔,所以第二天又和一个朋友一起给纪泽搞了个面试,当场出题。结果纪泽做出来的文章亦文清句顺,斐然可观。

曾国藩大喜过望,特意向老家人写信汇报。看来曾氏家族后继有人,这个孩子确实有点天才,将来应当会有些造化。

一直说科举“误人太深”,不愿子孙当大官

在传统时代,像曾纪泽这样的官宦子弟,人生似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读书应考“做大官”。老曾家的人大部分在读书方面天分不高,好不容易出了一个“读书苗子”,全力鞭策驱驰他在科举路上奋斗,似乎是不二的选择。

但是曾国藩却不这样想。他在家书中说纪泽将来也许“小有成就”,指的并不是科举成就。对这个孩子的人生道路,他有自己的想法。

虽然自己科举过程整体上还算顺利,但曾国藩终生对科举抱有一种非常反感的态度。因为科举一途难度太高,偶然性很大。一个人要想科举成功,必须投入十多年甚至几十年时间,全力攻读范围极窄的应试教材。如果科举不成,“高不成低不就”,很容易成为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废人。即使科举成功,进入仕途,那又如何?曾国藩身为官场中人,对官场的势利和虚伪深有了解。大多数读书人在官场上沉浮多年,混到的是些微功名利禄,丢失的却是初心和人品。

所以曾国藩一直说科举一事“误人太深”。曾国藩认为,一个人一生快不快乐,不在于做多大的官,赚多少钱,而在于你找没找到心灵的归宿。读书重在明理,只有明理,才能快乐。所以他多次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

曾国藩的父亲和兄弟们对曾国藩的这种“清高”的态度都非常清楚,担心影响到长房长孙的前途,所以才专门写信要求纪泽学八股。

对于父亲和兄弟的殷殷嘱咐,曾国藩并不同意,他回信说,孩子过早作八股有害无益,即使要学,不妨晚几年再开始。在此之前,先让孩子学有用之学,打下良好的学术基础。

但实际上,这只是曾国藩的敷衍之说。到了纪泽十四岁那一年,曾国藩并没有践行诺言,以至老父亲不得不又一次去信催促:“尔教子宜急教做文章,学小楷,慎勿以予言为非,鄙而勿听也。”

但是一贯孝顺的曾国藩仍然拒不从命。咸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纪泽已经十六虚岁,曾国藩在家书中仍然表示坚决不让纪泽学作八股:“至甲三读书,天分本低,若再以全力学八股、试帖,则他项学业必全荒废。吾决计不令其学作八股也。”

下一年,曾国藩又在给曾纪泽的家书中嘱咐说:八股文、试帖诗皆非今日之急务,尽可不看不作。至要至要。

对于曾国藩如此抗命,曾麟书也无可奈何。好在曾纪泽身上有一个“荫生”的资格,也就是有额外的做官机会。不过大家子弟凡有能力尝试科举的,通常不会直接通过恩荫为官,因为在当时社会,只有科举出身,才“够牛” “够份儿”,才有机会入翰林,做到大学士。但是曾国藩却不想让纪泽在科举上浪费时间。将来想不想让纪泽入仕还是两说,何苦让孩子受这个罪呢?

不希望儿子们做官,那么曾国藩对孩子们未来的人生设计是什么呢?在“余不愿为大官”这一句后面,曾国藩说:“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在大的方向上,曾国藩对儿子们的期望是做一个君子。什么是君子呢?“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君子是在任何环境下都能找到快乐和内心宁静的人,这些快乐和宁静与财富、地位、权力无关。

具体地说,他希望儿子们能从学问中获得快乐。曾国藩在家书中说,望纪泽为“伯申氏”。所谓伯申氏,是指清代大学者王引之。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清代训诂学大家,父子两人都是学者,经常在家里披阅图书、探讨学问,其成就在当时被人称为“高邮学”。梁启超评价王氏父子是“清学第一流大师,一代所宗”。郭沫若也认为王氏父子是“考证学中之白眉,博洽精审,至今无人能出其右者”。

曾国藩一向好高邮王氏父子之说,王家父子相继探讨经史的家风,更是曾国藩非常欣赏艳羡的。他认为自己入仕太早,中年后又军务丛集,没时间研究学术,无法与王念孙齐名,所以期望纪泽“为伯申氏甚切”,常常鼓励儿子要认真研究学问,争取成为王引之第二,以偿自己的夙愿。

同治元年夏,曾国藩在家书中对二十四岁的曾纪泽说,你既然不愿当官,那么不妨效法王羲之、陶渊明那样“襟韵潇洒”,终老田园,尽情享受读书的乐趣:“尔既无志于科名禄位,但能多读古书,时时哦诗作字,以陶写性情,则一生受用不尽。”

像曾国藩这样不功利的家长,不仅在当时非常少见,在今天也难能可贵。

(转自《法制晚报》)